社论:“五倍券”之乱的政策省思

时间:2021-09-02 08:1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新冠疫情稍缓,台湾行政院除将警戒等级降为二级,也开始构思比照去年的“三倍券”,规划发行“五倍券”。未料此议一出,引发舆论严厉批评,对行政院造成极大压力。几经周折,行政院最终决定五倍券照发,但民众无须掏钱购买,等同改采消费券形式。回顾整个决策过程,荒腔走板,充分曝露出政府的颟顸与无能。

这样的说法不表示若是国民党执政,就不会发生这些决策过程的荒谬与错误;因为在台湾最大的这两个政党,向来就没有财经政策的中心思维,只有“为反对而反对”的立场对抗。

2009年时马英九为金融海啸所困,推出每人3600元消费券,并大肆宣传预期成效;当时在野的民进党则主张发放现金,并把消费券骂得一文不值。如今,政党轮替,蔡英文正为新冠疫情所苦。去年本想比照马政府推出消费券,却碍于自我打脸的面子问题,装模作样地搞了个三倍券撑场。今年本欲以五倍券续之,未料引发民意大反弹,最后被迫政策急转弯,走向发放与马政府时期相同的消费券一途。有趣的是,此时在野的国民党却重拾民进党昔日的主张,紧咬蔡政府,要求以发放现金取代消费券,似乎忘记了消费券也曾经是自己的政策。

如果发放现金是对的振兴工具,民进党自己执政时,就不应采行消费券政策。同样地,如果发放消费券是正确的刺激措施,国民党即使在野,也不应反对民进党所推的五倍券,尽管不称它为消费券。由此可知,两党根本没有一致性的中心思想,初一十五不同,前后可以矛盾,一切只决定于当下是执政或在野的身份以及对方所提的主张。

其实,不论是发放现金或消费券,目的都是为提升民众消费,以振兴受创的疫后经济。惟经济行为的变化是复杂的函数关系,涉及许多变数间的互动与不确定因素,不是简单的加减计算逻辑所能掌握。依凯因斯经济学可知,消费系由自发与诱发二部分组成。前者指的是不受所得高低影响的消费;后者指的是随着所得高低而增减的消费。自发性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新冠疫情对这部分的影响较大;诱发性消费(即边际消费倾向)主要决定于消费者的观念与习惯,非短时间可改变,新冠疫情对这部分应没有太大影响。是故,疫后的消费振兴当以恢复民众消费信心为重。

任何意外事件都可能对民众消费信心造成打击,民众信心的复原能力与速度却会因天灾或人祸而有所不同。2009年全球性金融海啸,造成民众对金融制度与纪律丧失信心,是标准的人祸。由于此类信心一旦流失,恢复甚为不易,政府适时的刺激作为,的确有其必要。这次新冠疫情则是天灾,民众不敢消费是因为害怕群聚导致感染,只要疫情受控、经济活动重新启动,“报复性”的消费自然就会发生,政府无需过度反应,只要稍加点火助燃即可。

换言之,面对天灾(新冠肺炎)重点在纾困,帮助民众撑住生活;因应人祸(金融海啸)则重点在振兴,须带头刺激民间消费。其次,最佳的纾困方式就是发放现金,以满足民众生活各种需求为要;只要撑过疫情肆虐,政府其实不必太担心民众消费信心不足,这也是各国为了因应这场疫灾,大都采用发放现金方式的主要原因。

朝野二大政党显然皆不甚明了此一经济正道,再加上政党恶斗的歪风作祟,致使执政的民进党犯下了东施效颦的严重错误,不论其名称是否叫做消费券。而国民党因反对而反对的主张,未料却阴错阳差地才是最正确的。不过,没有专业的中心思想,政党的错误决策会在朝野轮替间不断地重复,倒楣的当是无辜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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