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亮:华乐团25年:草根的温度,艺术的高度

时间:2021-09-11 07:1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四面墙外

“新加坡华乐团并非天生的贵族。我们出身于草根,有幸走入庙堂……”

这是何伟山(华乐团总经理)多年前的一个妙喻,点出我们的基本国情:文化和艺术,离不了人间烟火,更离不开庙堂里的政治。

从伟山看来,一道政令,一个国家策略的转移,让人民协会的一个附属乐队,登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还有幸“以新加坡大会堂为家”,并由此走向世界。

华乐团的脱胎换骨始于1996年。当年,吴作栋总理宣布将乐团提升为国家乐团。这一提升,有其实质意义,有其财力物力的支援,但更有象征意义,借以发出一个信号:在这多元种族、英语为主的体制里,华族文化仍有一席之地。

政府为了表示慎重,还由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出任赞助人,并让乐团走进富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堂,由此开启乐团自己的历史征程。

直到今天,李总理依然是乐团的赞助人;吴作栋夫人是标准乐迷,多年来热心为华乐团筹款,吴先生也常是大会堂的座上客。政府推广文化,本是天经地义。但政府对华族文化的看待,还多了一层政治协商的意味。20多年前,社会一度泛起华族文化边缘化的议论,还被用来解释执政党得票率的下滑。于是,我们就看到政策上的调整,而何伟山所说的“有幸”随之而来。

华乐团昂首阔步走进“庙堂”后,一直在探索前进的道路。我们称之为“华乐“,有别于中国的“民乐”、香港的“中乐”和台湾的“国乐”,求取的不仅是名称之差,还争取风格和韵味之别,希望演绎出自己的声音,以不负国家乐团之名。

这是高难任务。我担任华乐团董事数年,体会到历届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用心。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无先例可循,无模式可依。

华乐团一路披荆斩棘,也显露新加坡式的谨小慎微。领导诸人总想面面俱到,不断寻找平衡点;既要维持与文化母带的联系,又得立足本土深耕细作;既不失去草根的温度,又要追求艺术的高度。具体落实之下,每年走入民间各个角落演出百余场,也争取到世界各地的艺术殿堂献艺。

乐团在管理上也很有新加坡特色。现任董事会正副主席(吴绍均和吴学光)是来自华社的商界翘楚,董事成员有企业高管、律师、会计师、音乐教授和教育工作者,大多英语强过华语,两位还是少数民族同胞。举世华族音乐团体中,我们应该是唯一以英语为行政用语的。

在音乐领域,坐镇的三世代指挥:叶聪、郭勇德和倪恩辉,都是融会中西的音乐家。他们信手拈来传统华乐曲目,也常让南洋和西洋音乐流溢满室。

乐团85位演奏家,本土和外来人才兼而有之。其中多位外来演奏家,包括李宝顺、赵剑华和俞嘉,都是国际乐界名家,自中国南来已有20多年,已经落叶生根。原来的人协团员水平不俗,是建团的支柱,有幸的是后继有人,团内不缺土生土长后起之秀。

一团80多位演奏家,各有卓越技法,各有乡土情怀,但音乐总监叶聪讲求合奏的共性、团员的配合。国际乐界普遍认为,新加坡华乐团的强处是:整体音色融合,又具弹性,听来宛如交响乐。相比之下,一些地方的乐团,团员演奏能力强,但个性太强、协和不足。

让人想起这么一说:在新加坡,顶尖人才也许不多,但整体协同合作,不问出处,不也可以开创一片美丽新天地。

在创团25周年之际,由郭勇德策划的音乐会,带着人们悠游在乐团开拓的天地里。

演出的曲目富有代表性,而且大多为乐团委约之作,出自海内外曲家之手,包括旅居本地的英国音乐家Eric Watson的《挂毯:时光飞舞》,中国作曲家刘锡津的《鱼尾狮传奇》,新移民王辰威的《畅响狮城》;还有李伟菘和林俊杰等人的流行曲;曲调不一,但贯穿其间的,是东南亚和南亚素材和韵味,散发的是一种“南洋风味”。

华乐团是新加坡的一个缩影。这个年轻乐团,好比我们这个年轻的移民国家,不受传统的束缚,没有沉重的包袱,有的是探索的精神,敢走自己的路。这也像是美国这个移民大国。美国音乐不拘泥于传统,源自欧陆的古典音乐与美洲本土韵律糅合起来,在音符上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在美国,外来的苗种,本土的养分,经过岁月的酝酿,不经意地结成别树一帜的文化果实。

在新加坡,本地一些乐界人士使命感强烈,不待岁月的沉淀,而很有意识追寻“南洋风”、打造“南洋音乐”,并已带来不少佳作。然而,这也带来一些疑虑。艺术创作如果太过迁就意识形态,风格上互相趋同,这有如自我框限,到头来反而有碍本土艺术的茁壮成长。

华乐团这25年一路走来,勤于开垦,时刻自我审视,不敢错失当年从天而降的契机。放眼未来,它只要善于调整,保持活力,不自我束缚,必能奏出更多独到的、地久天长的音乐。

作者是《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

本文只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华乐团董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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