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刚:工人利益靠什么保障?

时间:2021-09-15 07:1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吴俊刚:工人利益靠什么保障?

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着重谈及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如何扶持收入较低的工人,并宣布了一些新措施,以提升这个群体的收入。这个课题确实需要政府的特别关注和及时处理。

过去近两年来,冠病疫情肆虐,低薪工人首当其冲。疫情催生了网购潮,许多人加入了递送(包括送餐)行业,它基本上是一个欠缺福利和低薪的行业。这个群体被视为自由业者,没有工会代表他们,如何帮助他们维护他们应有的权益,有其紧迫性。

新宣布的措施之一,是调低可享有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IS)的年龄门槛。本来的规定是至少35岁,接下来会降低到30岁(残障人士无年龄限制)。收入顶限则已从去年起调高,从平均月入不超过2000元上调到2300元。

另一新出台的措施,是规定想要聘请外籍员工的雇主,必须给所有本地员工支付至少1400元的月薪。在这种艰难时期调高低薪工人的起薪,实属罕见。聘用外籍员工的本地企业很多,所以新措施会让低薪的本地员工受惠。

去年10月间,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在国会答复询问时,曾透露这样的数据:包含就业入息补助和公积金,本地约有3万名新加坡籍全职员工,月入少于1300元。他们之中以文员、清洁工、餐饮员工和商店推销员居多。这个低薪群体中,超过三分之一年龄在50岁及以上,另外三分之一是15岁到24岁、打假期工的青年。

新加坡低薪工人长期以来工资无法显著提升,主要是传统上技能要求低的粗活能大量仰赖外劳,愿意从事这些行业的本地人也不多。现在终于盼来政策上的调整,等于本地工人有了1400元的最低工资。

工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利益相关者很多,不只是雇主和雇员,也可能影响整体经济,以及一般的纳税人和消费者。在这方面,新加坡独特的劳资政三方咨询和协作机制(Tripartism)起了很大的作用。三方协商,能同时照顾到国家、雇主和工人的利益。

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这样的机制。冠病疫情尤其凸显这个机制的重要性。疫情打击整个经济,我们看到:政府出台救济方案,协助企业和工人;雇主尽量留住员工,也设法转型;工会协助部分不得不下岗的工人转业,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这犹如鼎之三足,一起发挥支撑大局的作用。

在其他地方,工人除了政府的救济外,大概就只能寄望于福利机构苟延残喘,以及经济的早日复苏。财政拮据的政府也不可能无限期发放失业救济金,不断高筑债台。在很多地方,疫情既暴露了政府的无能,也暴露了工人的弱势和无助,饭碗都难保或是打破了,更遑论提升收入。

即使在富裕的美国,不少低收入者也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发放的疫情失业补助福利,在本月6日到期后结束,估计有超过1100万人无法再获得该福利。在穷困的国家,低收入或失业工人的处境就更不堪了。

照理,美国工人不应有这样的困境,因为美国过去几十年来经济很不错。问题根源正是因为鼎的三足之一瘸了,也就是美国工会的没落。去年8月,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莱本卢夫特(Jacob Leibenluft)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美国工人的整体收入份额下跌了4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内,工人的集体谈判能力也几乎消失殆尽,只有12%工人受到集体劳资合同保护(私人公司的工人则仅有7%受合同保护)。相较于法国的98%、意大利的80%及德国的56%,可谓瞠乎其后。

他认为,在工业国中,美国疫情管控之所以最糟糕,和工人(工会)地位薄弱有一定的关系。工人提出的诉求根本敌不过有捐款能力的资方,他们提出的疫情管控方案根本不受理会,导致工作场所的疫情蔓延非常严重,工人要么抱病上班,要么放弃工作。总的来说,工人欠缺经济和政治能力影响了抗疫。

美国的大企业向来敌视工会,它们到别国投资设厂,往往也以不能有工会作为前提之一。美国政治很大程度上受商业利益集团操控,也是人所共知的事。美国鼎之三足瘸了两足,以利为先的商人独大,国鼎倾斜,工人只好吃闷亏。

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常事。然而,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这样的事也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原本是工农兵社会,改革开放后,市场主义逐渐抬头,逐渐进入旅美新加坡政治学者洪源远所称的“中国的镀金时代”,政商勾搭,因此出现了杀不完的贪官污吏,也面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

近年来崛起的电商也带来新的问题,老板因为懂得赚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更糟的是大肆剥削员工,要他们工作996,也就是工人每天从早上9时工作到晚上9时,每星期工作六天,还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2019年,这种病态的加班制引起民众反弹后,中国首富、创办阿里巴巴的马云却公然说996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福报”。之后,另一电商巨头京东总裁刘强东也不甘寂寞地声称: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又之后,餐饮企业西贝集团董事长贾国龙在社交媒体撰文称,西贝的员工是“715工作制”,即每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5小时;还说,“奋斗就应该是喜悦的、自愿的,不是每天苦兮兮的。你有多大的辛苦,就有多大的收益,奋斗才能创造喜悦人生”。

中国基本上是一党专政,商人原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直到江泽民时代才获接受入党。工人名义上有工会保护,但在引进市场主义后,商人势力抬头,工人地位下降,很多企业拒绝和工人签合同,大量无力的农民工因此受到任意剥削。

附属于中共的工会则难有作为,有人批评为纸上工会,也犹如鼎之三足瘸其二,所以出现了资本家的嚣张和狂妄。工人能否翻身,就要看“共同富裕”政策是否能行之有效了。至少,政府出手,科技巨头俯首,滴滴和京东等宣布组织工会,让人看到了一线曙光。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关系安稳,保持了适度的均衡,工人的利益也得到最佳的保障。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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