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杰:当下中美应摆脱“统战思维”

时间:2021-07-09 08:5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李林杰:当下中美应摆脱“统战思维”

近日有关中共百年庆典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可以不经意地发现,以中共百年庆典贺电为标志,世界自动分成了两大阵营:中共收到了1300多封贺电函,其中基本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政党领导人发出的,而整个西方国家保持了刻意的静默。这似乎构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之对峙。

此前这一现象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不久前,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以加拿大为首的44国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西藏的行径表示严重关切,这是清一色的西方国家;与此同时,白罗斯代表宣读了一份代表64个国家的联合声明,强调香港、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内政,这是清一色的发展中国家。华约与北约的角力结束多年后,发展中与西方的对峙箭在弦上,但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加以仔细审视,所谓的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集结在中美两杆大旗下的对立与对峙,并非是所谓两大阵营的黑白分明。西方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在中美关系每况愈下之时的抉择,与其说是立场站队,不如说是在各个具体议题上就本国的现实考量,灵活的选择与权衡的支持:是议题支持,不是立场支持,更不是站队表态。

在香港、西藏与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国的,更多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维持主权独立自主,不接受外来干涉”的价值考量下,选择为中国背书来彰显自身态度,这牵涉到发展中国家的国格独立。在香港、西藏与新疆问题上抨击中国的,更多的是西方国家在“维护人权与自由民主价值观,强化近代以来西方意识形态主流的价值内核”的量度内,借以达成对自身理念价值确证之所必须,这关系到西方社会赖以维系的价值观纽带。而在其他议题的支持或抨击,亦是遵循自我界定的利益之需要。

在经合组织近日推行的税务磋商中,130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全球最低公司税率表示支持,无分南北东西,构成了议题支持的另一案例。全球化所带来的,各国之间互补互惠与融合发展,某种方面已经成为了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真相并非是世界一分为二,而是中美关系每况愈下。

中美关系演变至当下,有各种解释性的框架可作为合理的叙事方式。其中,从统战这个概念,所容纳的分析范式及其背后的演变机理,也可以为中美关系的现状提供简约化的解释:某种程度上,中美关系恶化的由来与现状,可以归结为中美两国均有的“统战思维”;而蕴含于其背后的,是两国各具特色的“政体-政府关系”的演进。

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具体政府,宽泛意义上的统战工作必不可少。通过统战动员足够多的政权追随者,打击相对少的政权破坏者,一方面是唤醒治理受众的忠诚所必需,另一方面也是提取与集中管理资源,诉诸国家目标所必要。

在界定敌我之“统”的部分,朋友必须是社会中的多数,而敌人当为社会中的少数,或者干脆外在于此社会。由此,“少数人”与“帝国主义/修正国家”,是统战工作天然的敌人;“受到压迫的多数人”,是统战工作可信而坦诚的朋友;而各个具体社会由于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轨迹,“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具体生成却并不相同。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造致的边缘既得利益者是天然之友,而某些领域的精英阶层与咄咄逼人的美国,成了天然之敌;在美国,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边缘既得利益者是天然之友,华尔街与日渐强硬的中国,构成了天然之敌。

依据人数多少,利用不同进程利益分化之差异界定朋友与敌人,在中国造就的是民族主义,在美国则是民粹主义。而作为手段的“统”的部分,中国号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动员基于不干涉原则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的议题支持,美国则鼓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动员依赖战后自由民主理念与自由经济规则的西方国家的议题支持,并在“民主-威权”与“良治-劣治”上互相攻讦。

潜藏于统战工作背后,是中美两国各自不同的“政体-政府关系”,两种殊分的关系模式,却同时导向了统战思维的产生和应用:前者是区分敌我之统战思维得以生发的必要原因,后者则为塑造敌我的统战思维,提供了可能空间与应用条件。

政体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关系到一个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所在,而政府是一个国家实施具体政策的治理主体,关系到一个国家治理状况的好坏。中美两国,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文化脉络与社会演进,形成了不同的政体-政府关系,并各自导向具体内涵不同的“统战思维”。

中国的问题在于,由于现实原因,当前本国政府与政体已深度绑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联动着整个政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关系到整个统一性与权威性之国家的生死存亡。政府之责任过大了,对政府之要求过高了,因而政府决不能犯大错误,犯错的当是“敌人”,从而统战思维得以生发。“多数人”诉求的民族主义,便有了现实转换的可能。

美国的问题在于,由于历史原因,当前其政府与政体的绑定过浅、过少:政府的合法性赋予与整个政体的合法性信仰相对分离,政府之施政由当届政府独自承担,但同时,政府也没有为政体担起足够的责任,保留了政府对国家之统一性、权威性发动冲击的可能。

当华府决心以牺牲政体层面之统一与稳定为代价,从自身执政需要出发进行“敌我区分”,则多数人“朋友”的选票支持足以压过“少数人”的政治影响与权利诉求,支撑起政府的存续,从而统战思维也可以在此得以导出。“多数人”诉求的民粹主义,也就有了变现的可能。

那么出路何在?在国际层面,要是明确统战的结果,产生的不是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而是具体议题的具体支持与否,那么统战思维的有效性当加以审视;在国内层面,要是两国能调整各自的“政体-政府关系”,当中国的政府可以犯错,而美国的政府必须对统一担负社会负责,那么统战思维的必要性,也当加以审视。摆脱统战思维,出路虽在,然任重道远。

作者是四川大学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中国的问题在于,由于合理的现实原因,当前本国政府与政体已深度绑定:政府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联动着整个政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关系到整个统一性与权威性之国家的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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