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燕: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尤须注意“协同作战”

时间:2021-10-20 09:20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来源:路透社

作者:沈燕

中国周一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低于预期明显让市场感到不安。除了疫情、汛情及全球能源价格高涨等多种意料中与意料外的因素交织,运动式减排恶果也开始显现。在谋划四季度经济政策在稳定与发展间平衡时,如何防止宏观调控无效内耗值得探讨。

无论是近期电价改革后发改委召开的能源保供会议,抑或是统计局的季度数据发布会,在诸多讨论中国能源紧张的职能部门会议上,在分析能源紧张及经济下滑的原因时,有关能耗双控及运动式减排的人为原因无人提及,而一些职能部门都在为稳经济自表其功时,却往往忽略了监管政策出台“一严俱严一松俱松”对实体经带来的伤害。

“现在是一个高风险时代,风险清零是不可能的,宏观政策应从更高维度提升国家竞争力。对标中长期目标,更关注战略风险和长期风险。”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在内部研讨会上就表示,在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同时,也要防止政府部门权力无序扩张。

监管是需要的,但应该是什么样手段的监管也值得探讨。“运动式的政策带来的结果就是更大的不确定性,这在今年表现的尤其明显。”该位专家称,稳定市场预期的根源还在于政策面的预期要稳定。

运动式减排也是中国三季度经济远低于预期的原因之一。受限电限产、疫情汛情等影响,周一稍早公布的中国三季度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破5”,创下四个季度以来最低水平。

曾担任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贺铿预计,四季度中国GDP增速有可能跌破4%,因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动力--居民消费水平很难恢复。明年有可能更困难,搞不好会出现经济滞胀。

上月底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组织“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与微观主体感受”的报告会上,参会微观主体反映“能耗双控”政策产生较大影响:电力行业反映火电大面积亏损压力突出;水泥行业在产品涨价下行业效益改善;有色行业涨价与成本上升并存;石化行业在成本上升与限电下面临严峻挑战;船舶行业在限电影响下无法交货。

同时,参会微观主体反映近期房地产行业景气度快速回落,房地产市场面临较多风险因素,由单个企业引发行业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需要高度警惕。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可能比预期大

尽管中国一直在强调结构转型,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疫情反复,汛情突发以及外围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全球能源价格居高不下,PPI和CPI剪刀差进一步扩大。9月PPI和CPI的差值达到10个百分点,再创历史最大值,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

前述的报告就认为,由于房地产调控趋严及“能耗双控”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的需求端与供给端同时呈现收缩。尽管货币信用扩张对未来中国内需有一定支撑,但出口预计将有所放缓,考虑到本轮供给收缩的程度和信用扩张的难度,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到明年上半年。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也认为,“滞胀”来自于需求疲软和供给冲击的共同作用,有客观因素,也有政策助推。微观主体活力和预期下降,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行为趋于避险化,稳预期难度上升。从经济周期轮动来看,“滞胀”之后是“衰退”。

他认为,要实事求是地开展双碳行动、能耗双控,避免中长期目标执行短期化;理顺电力价格机制、增加煤炭国内供应和国际进口,避免限电对经济的冲击。

“中国能源结构决定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将中长期目标执行短期化。”罗志恒称,但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存在一刀切、运动式等特征,这与当年环保过度扩大化导致猪价大涨如出一辙。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地方治理现代化任重道远,要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能仅满足于平抑经济波动,而是要着眼于提升发展后劲、促进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就要求相关的财政政策必须有效对冲公共风险,以此降低发展成本。只有这样,积极财政政策才能有效注入确定性,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政策也要考虑成本

尽管中国是疫情中最先恢复的国家,而三季度低于预期的经济数据官方及学者们也都给出了诸多分析。但面对经济转型期的爬坡过坎阶段,中国要在经济稳定与社会发展中寻找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的中长期目标,跨周期调节的政策在兼顾长短期目标时,显然也应考量一下政策成本,并防止宏调政策陷入内卷。

“中国应该要算点经济帐。成本高有外在因素,但也有体制性因素,比如制造业市场化,但要素环节没有市场化,改革不完善不配套,能源、金融土地改革不到位,制度成本很高。”国家发改委下属一研究机构的专家称。

他认为,中国到了制度开放的时候,改革和政策的出台都要注重细节。虽然大的政策思路是对的,但如何落到地上?现在经常是正确的政策一到下边就容易走样,层层加码,这从环保节能以及很多领域的监管措施都可见一斑。中国也要政策的精细化,比如共同富裕如何落实?提低扩中到底怎么弄?

以减税降费而言,这是中国助力实体经济最有效也最值得称道的举措。但显然也不是减的越多越好。宏观政策应当是在不妨碍市场基本功能的前提下稳定和调节经济运行,避免大规模“倒闭潮”,而不是让所有企业都有均等化的获得感。

在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看来,减税降费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同样应该遵循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则。凡面向市场竞争,总会有一些企业胜出,一些企业被淘汰。对于即将被淘汰的企业,若让其长期拥有过多的政策获得感,可能就会与市场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逆向而行,从而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我们应对减税降费政策开展实证检验,并不是减负总量越大越好、覆盖面越广越好,而是应关注政策的宏观精准性和可持续性,注重从宏观层面、整体层面以及跨周期层面来对政策效用进行综合评价,不能仅仅针对某个阶段、某些行业企业的调查就得出结论。”刘尚希在其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正发生新变化的文章中称。

中国统计局发言人在三季度数据公布后的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很足,有能力有条件宏成全年经济目标。但在冲刺四季度时,应当考虑如何稳定市场预期,在做好跨周期调节时,防止宏调政策出现内卷从而抵消政策效果并伤及经济。

中国政府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将于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除了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国10月底将召开分析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是观察中国宏观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节点,12月中旬还有为明年经济工作定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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